英国公布北爱议定书修订计划英媒：欧盟警告或发起贸易战

个别情况下，某些法案只需由两院中更能代表民意的一院通过就有效。

(9)SeePaulDimaggio，WalterPowell，TheIronCageRevisited:InstitutionalIsomorphismandCollectiveRational，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42，1983，pp.726~743.转引自郭晓雨:《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的重复立法问题》，载张永和主编:《中国人权评论》2015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一)必要重复的考虑因素 考虑到地方立法重复上位法的危害性，有论者提出地方立法有几条立几条的立法方式，但这种观点却并未得到各地的实践，学者对此也多有批评，有观点指出，这种立法方式将影响地方立法的体系性，从而减损其权威性。

3.为细化法律责任条款的规定，对行为模式条款的重复 与其他条款相比，行为模式和法律责任显然属于地方立法的核心条款，对这些核心条款进行重复会使得地方立法与上位法中出现相同的行为-责任构造，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因此，一般情况下对这些条文的重复均属于不必要重复。可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一致性与充分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地方性是贯穿于地方立法始终的双重价值，也是地方立法不重复上位法制度展开的前提。(3)参见屈茂辉:《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实证分析》，《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地方立法不得与上位法相违背的确立，使得地方立法在我国处于法律位阶较低的位置，但也造就了其离社会现实更近的优势，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地方立法发挥作用，就此而言，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然而两者却不处在一个平面之上，地方立法作为中央立法的延伸而存在。就此而言，地方既有这样的立法需求，自是出于已有上位法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困境，显然也无必要再重复上位法已有的规定。

对地方性的把握可就以下两方面展开:(1)地方立法源于特殊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11] 参见马英娟：《再论全国人大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位阶判断——从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切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我国《宪法》设计的全国人大组织结构是基本法律成立的前提。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规定，全国人大独享国家立法权，因此不存在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区分的问题。[7] 有学者还探讨了宪法与基本法律的效力关系。[22] 二、基本法律研究存在的问题 学界目前对基本法律的研究，为我们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基本法律这一法律类型在理论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学理上的改进建议。

[13]就宪法文本而言，宪法规范的表述存在模糊之处。限权的具体方式有三：其一，寄希望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我限制。

[30]这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代议机关构成方面非常独特的一项制度设计。[31] 例如，日本宪法第59条规定：法律案除本宪法特殊规定的情况外，在两议院通过时即成为法律。其他法律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该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在取消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划分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法律限定于特定范围。

[7] 基本法律效力优先说认为，基本法律是介于宪法和非基本法律之间的法律层次，其效力低于宪法但高于非基本法律。[27] 参见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1979-2000），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例如，即使是理论上明确了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各自的范围，倘若全国人大立法能力依然虚弱，由其行使基本法律制定权并不现实。[18] 其实，即便是主张废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学者，也意识到全国人大立法能力不足，因而主张将全国人大每次会议的会期延长两天，以便专门审议基本法律修改问题。

[32] 参见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3页。一方面，学界对基本法律相关问题的研究脱离了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

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构成以院制为基础，主要有一院制和两院制两种类型。如果全国人大不是由非常设的大会和常设的常委会共同组成，而是只有一个层次的话，将法律区分为两种类型既缺乏基础，也无必要。

双重标准说综合前两种学说的观点，认为基本法律不仅制定主体应当是全国人大，而且所调整的事项应当具有事关全局的重要性。王汉斌长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先后担任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宪法文本来看，刑事、民事和国家机构三类事项较为具体，但其他的基本法律涵盖了哪些事项则模糊不清，这导致基本法律的范围在规范层面并不明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秦前红、刘怡达：《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之实证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为样本的统计学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这也是导致建国后我国法制建设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

我国实际立法运作过程有以下三点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委员长会议有权裁量和决断，一部法案是提交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35]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当初制度设计的意图只部分达到了。

[4]基本法律作为法律之一种，其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行政法规当无疑问。[2] 但是，后三种学说都可能面临的质疑是，判断一部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重要、长远或事关全局，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难以达成定论。

参见何俊志：《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第二部分制度设计的历程详细地分析了这一点。学界围绕基本法律的范围、基本法律的效力以及基本法律的修改三大问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31]但即便如此，该法律仍然被视为是代议机关整体通过的，因为单一的议院并没有独立的立法权。[5]在司法方面，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一案突显出的问题是，当全国人大制定的《行政处罚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适用哪部法律？[6] 在基本法律的效力问题上，学界目前主要有基本法律效力优先说、效力等同说和效力待定说三种观点。再如，我国《宪法》和《立法法》都没有在效力上对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做出明确区分，二者的差别只是文字上或者概念上的不同。[10] 效力待定说认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既可能是上下位关系，也可能是同位阶关系。

其三，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要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在众议院通过而参议院作出不同决议的法律案，由众议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再次通过时，即成为法律。

[41] 参见蒋劲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探讨》，《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以往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国家立法权配置模式在制度设计方面有其内在缺陷。

第一种方案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不足，进而导致法律的民意基础不牢固。[11]因此，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效力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越权提供了可能。[20]其实，持有将立法权全部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观点的学者，也意识到上述问题，所以同时提出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数等建议予以应对。[13] 参见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法学》2002年第7期。[43]建国以来六十余年全国人大制度变迁的经验表明，我们在今后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当更加深思熟虑，才能避免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意外后果，保证制度按照预期的目的有效运作。

[29] 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形式上都叫法律，说它们是上下位法的关系欠缺直接的规范依据。

[20] 易有禄：《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的实证分析》，《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15] 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页。

王清秀：《人大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页。[25]有关立法的数据统计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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